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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是同性恋:探讨同妻现象

基友话题    时间: 2019-07-29   

我的丈夫是同性恋:探讨同妻现象
玉梅和丈夫育有两子,得知丈夫是同性恋,她近乎崩溃

  “我丈夫是同性恋”|KY特别报道:弱势创造的弱势,悲剧制造的悲剧

  选题 采访 / 廉冬 (香港中文大学在读,关心人类的情感和福祉)
  撰文 / KY主创

  今年是李洁结婚的第十年,她正在第二次起诉离婚,理由是自己的丈夫是同性恋

  刚认识丈夫的时候,她觉得他“很安静、体贴、踏实,从不会和你吵架”,因此两人很快就结婚了,几个月后便怀了孕。但丈夫虽然对她很好,却有些不对劲:他很少在家里洗澡,但是身上不脏,手机定位里有在宾馆的记录;但是在李洁的直觉里,自己的丈夫“不会和一个女人开房”,因为他好像对女人并不感兴趣。

  后来,李洁逐渐发现另一些现象:丈夫似乎经常便血,厕所里擦过的卫生纸经常带着血;两人虽然有性生活,但是在性生活的过程中,丈夫从来不脱上衣,也不会触碰到她的上半身,这个过程似乎更像是机械性地完成任务。

  当李洁找到青岛大学医学院教授张北川咨询时,张北川告诉她,可以基本确定她的丈夫就是同性恋

  像李洁这样的人,在中国被称为“同妻”。同妻特指与男同性恋进入合法的婚姻关系,本身为异性恋的女性,广义上也包括前同妻、同女友(刘冬&唐魁玉,2014)。2015年,张北川主要根据《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和潘绥铭2010年对中国成年人口的多层等概率性学抽样调查给出的相关数据,估测我国男同性恋者总人口极可能明显超过2100万,配偶是男同性恋的女性人口数约为1360万(张北川告诉KY,1360万是与初婚男同结婚的女性数量,如果算上有婚史的,应在1400万以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刘达临的估计是,在中国男同性恋者中,有90%以上的人会选择结婚,其中80%会进入婚姻或已经在婚内(张晔,2012)。

  然而,极少有同妻像李洁这样决心摆脱婚姻,大多数人在长达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人生中,和同性恋的丈夫维持着婚姻,维持着无性或者很少的、工具性的性生活。而无论是否离婚,她们都经历了人生中最困难的精神冲击、价值观和人生意义重塑的挑战。

  2011年,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导师唐魁玉的课题组开始将同妻作为一个弱势群体来进行研究。当时,他曾受到社会学家景天魁的鼓励,但对方同时也提出了质疑,认为同妻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弱势群体。而唐魁玉认为,“相比残疾人等身体上的弱势群体,同妻更是心理上的弱势群体,她们心理痛苦、身心俱疲但不容易摆脱,困境特点明显。”

  KY经过对当事人和专家的采访,试图走近这个人群,还原她们的故事,并探讨这一现象。

我的丈夫是同性恋:探讨同妻现象
张秀丽和丈夫分床睡了很多年,维持家庭的唯一原因是孩子

  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群体

  社会学家李银河(2009)提出,在国外虽然也有类似的问题(同妻/同夫被称为Straight Spouse),但在西方,只有约五分之一的男同性恋者走进异性婚姻,同妻是极富中国特色的现象。

  李银河认为,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同妻”多的原因在于,社会的舆论还没有达到接受同性恋者同居或不婚的程度。同性恋者迫于“男大当婚”以及传宗接代的文化压力,大多会选择进入异性婚姻生活。(此处特指西方国家,在穆斯林国家、印度、非洲的部分地区,同妻现象可能更加严重。)

  尽管同性恋已经在1990年被世界卫生组织从精神疾病中除名,2001年,我国也在《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三版(CCMD-3)中认定,同性恋性取向不是疾病,只有在同性恋性行为导致了心理冲突、严重影响正常生活的情况,才可以称为性心理障碍;但社会对于同性恋的接受度仍然相当有限。例如,今年5月,就出现了一则这样的新闻:由于医院强制让他打针、吃药进行“扭转治疗”,河南驻马店的男同性恋者余虎起诉驻马店精神病院。

  在社会的压力下,中国同性恋者中,“出柜”的仍是极少数,多数同性恋者选择了隐瞒,他们进入了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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